彭德怀在西府大地的英雄足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彭德怀指挥红军一举击溃马家军三个团，在吴起取得“切尾巴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写下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我们从中读出他对彭德怀的信赖、欣赏、赞扬，也仿佛看到一位胸怀大略、指挥若定、骁勇善战、一往无前的彭大将军的形象立于眼前。在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组织了威震敌胆的西府战役，指挥了战绩辉煌的扶眉战役，西府大地上留下了彭大将军的英雄足迹，也留下了让人难以忘怀的传奇故事。
马栏镇杨坡头：彭德怀作出出击西府，夺取国民党胡宗南后方战略重地宝鸡的重大决策。
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指示，开始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战略进攻，继续实施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开创与建设新解放区，拖住胡宗南集团，使其不能抽兵到中原或华北战场，以配合全国人民解放军，粉碎蒋介石战略防御计划的目标。
我军决定采取“围城打援”战术，以一部兵力进攻宜川，吸引敌军来援，集中主力消灭增援之敌。1948年2月12日，西北野战军1、3、4、6纵队向南开进；2纵队也西渡黄河参战。到了16日，5个纵队已经在延长、甘谷驿、金沙镇、云岩镇地区隐蔽集结，做好了进行作战的准备。1948年2月22日，按照战役部署，西北野战军3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委孙志远和6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政委徐立清率部向宜川方向攻击前进，在肃清周围反动地方武装，扫除外围据点之后，24日将宜川城包围并发起攻击，激战至3月1日，全部歼灭近3万敌军，毙敌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3月3日，攻克宜川城。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大捷之后，彭德怀鉴于当时西北敌我两军的形势，为了歼灭胡宗南部有生力量，并解决我军远离后方作战粮食和给养困难等问题，决定发动黄龙山麓战役。3月4日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向全体指战员发布了作战命令：为截断延安到咸阳的公路、消灭分散之敌、夺取小城市、扩大解放区，决定由张宗逊率领1、4纵队，进攻中部和宜君，3、6纵队进攻洛川。目的是通过围城打援来调动敌人主力在运动战中歼灭之，并相机收复延安。3月9日西北野战军3、6纵队对洛川城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洛川守敌国民党整编第61旅依仗着强大的火力和地形优势，拼死顽抗。我军虽然给予国民党军队以重大杀伤，但敌人凭借城四周天然断沟和坚固城墙拼命死守，多次攻击未能攻克。正在这时，国民党第5兵团司令裴昌会指挥的整编第38师、第36师、第65师等共8个旅，由铜川北上增援洛川，加上暂编第2旅、新编第9旅、骑2旅等在泾阳、耀县、淳化三角地区守备，国民党部队在洛川一带的兵力大增。
此时正值青黄不接之际，黄龙山区筹粮困难，西北野战军装备很差，其他物资也极度匮乏。全军指战员们还是在1947年5月打下蟠龙时，才给每人发了1件黄衬衣、1条军裤，连内裤和袜子都没有。由于给养不足，有时部队吃饭成了大问题。我军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1948年4月13日，西北野战军在马栏镇杨坡头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说出自己的想法，希望寻找一个既可以筹集到大批粮食，又能够把胡宗南打疼的作战目标，这就是我军要大踏步前进，出击西府，去逮胡宗南的“宝鸡”。同时他提出，因为这是决定重大战役的行动 , 因此希望大家发扬军事民主，说出自己的看法。经过讨论会议作出西北野战军要甩开国民党主力部队，长途奔袭西府，实施西府战役的决定。
西府是古称，指西安以西、泾渭之间的地区。当时国民党的“西北王”胡宗南长期占据此地，将大批粮食、被服、医药、军火囤于宝鸡。会议决定以第三纵队继续围困洛川，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向西府地区挺进，调动、分散敌军，在夺取胡宗南的后方战略重地宝鸡得手后，进军甘肃，收复陇东、三边（定边、安边、靖边），调动延安、洛川守敌和裴昌会兵团，寻找战机予以消灭，“建立麟、陇两山脉根据地，造成夺取西北有利态势”。这样把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摧毁国民党胡宗南部的宝鸡补给基地，打乱蒋介石、胡宗南在西北战场的战略部署，一场规模空前的西府战役由此拉开了大幕。西府战役又称西府出击，是西北野战军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的重要标志。
凤翔区紫荆村：彭德怀指挥了出击西府的重大战役。
西府战役彭德怀指挥部凤翔紫荆村蒲家窑洞。
1948年4月16日西府战役拉开帷幕。西北野战军1纵由彭德怀亲自指挥，直扑旬邑县城。经过激战17日11时30分，358旅攻克旬邑县城，毙伤敌222人，俘敌保安团长以下官兵617人。18日20时，永寿县城获得解放。4月19日358旅攻下彬县，共毙伤敌458人，俘敌少将指挥官赵璋、第7专署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乔维森以下1685人，并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20日西北野战军右翼的6纵占领了长武县城，消灭守军长武保安大队和地方治安警察27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280枝，弹药90箱，电台1部，粮食60万斤及大批军用物资。21日6纵新4旅又占领了灵武县城，缴获大批粮食。4月22日占领扶风县城、武功县绛帐车站及文殊镇，截断了截断西安到宝鸡的铁路交通，并控制了由扶风东南的绛帐到宝鸡以东的底店间长达75公里的陇海铁路线。22日独1旅攻克鳞游，俘敌保警队120余人。23日攻克凤翔县城，毙伤敌274人，俘敌95人。
1948年4月24日西北野战军进到千阳河畔之陈村地区集结，积极架桥，并侦察宝鸡情况。彭德怀率指挥部随之到达凤翔，先在县城西街教堂短暂停留，后来到陈村镇紫荆村住在蒲姓村民家中。为了隐蔽安全，临时指挥部设置在蒲家后院依崖而建的窑洞中。在高约 9米的土崖上，共有9孔窑洞，最大的那孔窑洞深约13米。窑洞崖顶长着三株柏树，树根虬结有力地扎进黄土，树干向外探出，从上面看不出一点下面的动静。彭德怀在窑洞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部署了作战方案，坐镇指挥了“西府战役”攻取宝鸡的最终之战。
1948年4月24日深夜，凤翔首任县委书记邰光瑞与西府地委组织部长严克伦接命令，让他到紫荆村开会。在窑洞里见到了身披棉上衣、正缓缓踱步的彭德怀。在当晚有20多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上，彭德怀说：“这次出击西府，为的是调虎离山。宝鸡是国民党胡宗南部的重要补给基地，我们威胁胡宗南的战略后方，搞他的基地，他就顾不上延安了。现在，占领延安的敌军已经不战自退，我们要按计划攻取宝鸡，摧毁他的补给基地！” 他要求给地方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反霸减租，搞好支前工作。4月2 6日凌晨8时西北野战军第1、2纵一举攻克宝鸡，歼敌20000余人并击毙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73师中将师长徐保，缴获的军火物资堆积如山，这是西北解放战争中缴获最多最丰富的一次。彭德怀在这了住了三天后离开。
1948年7月3日的人民日报以《追记宝鸡之战》为题，记录了这次战斗。文中写道“4月25日下午，我攻夺寨子的战斗开始……勇士们下城打开城门，我后续部队乃蜂拥而进，沿街进展，追歼溃敌。26日下午，宝鸡城内守敌全被肃清。”
时过境迁，7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从陕西宝鸡凤翔区下高速，向西北折行数百米就是紫荆村。今天的紫荆村是一个有4700多人的大村。村口纪念西府战役的红色文化广场上红旗招展，“人民英雄永垂千秋”纪念碑巍然屹立，彭德怀和部队住过的窑洞，成了人们缅怀先烈，追寻红色记忆的必去之地。
千阳县任家湾：彭德怀下达了撤离宝鸡，摆脱敌人，北进解放区的命令。
西府出击，攻占宝鸡，西北野战军缴获了大量物资，不仅解决了参战部队的穿衣吃饭问题，而且在战略上起到了调虎离山的作用。4月21日胡宗南自动撤出占领了1年1月又3天的延安，我第3纵队当日进驻，25日我军夺取了洛川，扩大并巩固了黄龙分区，歼敌2.1万人，一度攻克14座县城，摧毁了西北敌人补给基地宝鸡，在相当范围内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国统区的政治影响。但是在我军攻克宝鸡以后，胡宗南迅速调第五兵团会同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部整编第八十二师，共11个旅的兵力，自三原、镇原地区分路驰援宝鸡。特别是以往矛盾重重的胡宗南和马步芳联合起来夹击西北野战军。面对胡马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4月28日，彭德怀在千阳县黄里镇任家湾主持召开西北野战军紧急军事会议，会议上通报了国军动态，野司认为“胡匪倾全力西援，马匪82师已进至长武、彬县，并有一部进至旬邑之张洪镇。”根据这一形势，决定西北野战军迅速撤离宝鸡，为“摆脱胡匪，歼灭马匪，收复陇东，争取休整，以便将来集中力量歼灭胡匪”，制定了“佯攻平凉，调马匪回头，乘其骄傲，在运动中歼灭之。如无机可乘，拟夺取西峰、镇原，收复庆阳、合水，准备进攻固原，向兰州威胁，调胡匪向西”的作战方案。
按照会议做出的决策，西北野战军兵分两路北撤，向陇东转移。一路经宝鸡县功镇穿越箭筈岭进入千阳县城，一路经凤翔桂家峡抵达黄里镇。5月3日晚，从平凉、泾川间花锁镇、王村通过西兰公路及泾河继续北上。国民党整编第1师、第36师、第65师紧追其后。5月5日，西野先头部队第6纵队教导旅在镇原东南屯子镇被马继援82师3个步骑团包围。西北野战军为拖住并歼灭该敌，令教导旅固守，6日以第1纵队、第4纵队及第6纵队新4旅从敌军侧后发起攻击，歼其2000余人，接应教导旅突出重围。7日胡宗南、马步芳两部南追北堵，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军于屯子镇、西峰镇、泾川之间地区。经激战，西北野战军歼其3000余人后，从荔堡镇附近向东转移，冲破了国民党军的合围，12日摆脱追堵，转至解放区马栏、转角等地。5月初，各纵队先后撤退进入边区，战役结束。西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官兵21000余人。但在撤出宝鸡以后，野司机关东撤受阻身陷险境。特别是6纵遭受了严重损失。这次战役西北野战军损失兵力达1.49万人，未能完成建立麟陇根据地及收复陇东三边的任务。彭德怀后来总结说，我们在战役指导上犯了若干错误和缺点，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他当着众人的面，用手指着自己的额头，沉痛地说，“彭德怀呀彭德怀，马列主义就是没有学通，一格一格的，只看到胡、马两家的矛盾，就没有重视胡、马两家在反革命方面的一致性。”这种勇于承认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宝鸡县虢镇文广村：彭德怀在这里召开第一野战军军以上干部扶眉战役总结大会，发出向甘肃、向兰州进军的命令。
7月初华北野战军部队18、19兵团由晋入陕后，敌我兵力悬殊的状况彻底改变。第一野战军在西北的兵力由5个军猛增到13个军。由原来的15万人增加到35万人，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达到40万人，拥有各种火炮616门。国民党胡马集团共15万人，拥有火炮仅171门。第一野战军兵力和装备均超过了国民党部队，处于绝对优势。7月6日，第一野战军在咸阳召开第七次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歼灭胡马的作战方针，在详细分析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后，制定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案，决定在西安以西，宝鸡与咸阳间的渭河流域发起扶眉战役，先打胡宗南集团，迫使胡部退往汉中，孤立“二马”，待扶眉战役完成后，主力迅速西进，歼灭青宁“二马”。7月7日，第一野战军发出《关于歼灭胡宗南、王治岐军于漆水河千阳间及眉县地区的作战部署》和《奋勇前进，全歼胡马匪军动员令》，要求各兵团务必于8日前完成战斗准备。7月10日，扶眉战役开始。第1野战军将胡宗南部4个军包围在岐山、扶风、眉县之间的渭河滩上，激战至7月14日凌晨3时，扶眉战役宣告结束，宝鸡第二次解放。胡宗南残部逃往汉中，马继援率部退逃到陇县固关一带，马鸿逵宁夏兵团退守平凉。扶眉战役歼灭了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嫡系主力部队胡宗南集团4个军6个师和另外6个团共4.3万余人。毛泽东致电嘉勉彭德怀：“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天热，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好的。”
7月19日在陕西宝鸡市陈仓区虢镇文广村，彭德怀主持召开第1野战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的核心内容是总结扶眉战役，发出向甘肃、向兰州进军的命令。根据西北战局的发展，会议决定由原来的“钳马打胡”变为“钳胡打马”，并提出了实施平凉战役的作战计划。党中央和毛泽东完全同意彭德怀制定的平凉战役计划，强调说，打马是一个严酷的战役，要做好付出较大代价的准备，千万不能麻痹、疏忽大意。遵照这一指示，第1野战军总前委及时对“钳胡打马”计划作了具体部署。彭德怀重新调整了兰州战役作战部署：18兵团62军和第1兵团第7军在西安、天水一线钳制胡宗南残部，并准备追歼南逃之敌。19兵团(缺64军)为右路，由西兰公路直驱兰州；第2兵团为中路，经陇县、通渭西进，与19兵团合歼兰州守敌；1军、2军攻占天水后，迅速抢渡洮河、黄河直捣青海。18兵团62军为左路，取道陇西、临洮、临夏，向马步芳老巢西宁进攻，切断兰州守敌退路；19兵团64军在海原、固原地区钳制宁夏马鸿逵匪军。1949年8月4日，彭德怀发出了进军歼灭青马的作战命令，由1兵团司令员王震同志率领1军、2军、18兵团的62军共3个军，近10万人发起兰州战役左路进攻，沿渭河北上，经天水、临洮，向临夏进攻，歼灭了马步芳的新编军一部，渡过洮河，于8月20日至23日先后解放了康乐、和政、宁定、永靖和临夏县城，26日兰州战役胜利结束，歼灭马步芳精锐的100师、248师，190师大部，新编第1师、357师各一部，甘肃保安1团、4团及青海保安1团全部；歼敌共计27160余人。人民解放军伤亡9579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26门、炮弹15000发，各种枪6766支、子弹170000发，电台9部，报话机7部，电话机53部，汽车40辆，骡马2413匹。兰州战役是第1野战军主力在西北战场上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决战，也是解放大西北作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兰州战役的胜利，动摇和瓦解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政治统治，消灭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战斗力最强、反共最坚决的马步芳主力，使西北其他国民党军队完全陷于分散、孤立的境地，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坚守西北，屏障西南，待机重来的战略企图，为彻底解放甘、宁、青、新四省辽阔的疆土奠定了基础，加快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
岁月匆匆，光阴如箭，西府战役、扶眉战役过程中那枪炮轰鸣、硝烟弥漫、敌我激烈厮杀的场面早已烟消云散，成为过往，但彭德怀指挥千军万马战西府，叱咤风云夺扶眉的故事依然在宝鸡大地传扬着。他对党忠诚，耿直刚正，严于律己，光明磊落的崇高品质，坚持真理，爱兵如子，勇担责任，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骁勇善战，横刀立马，智勇双全，一代战神的形象让人们敬仰，让人民会永远铭记！
参考文献：
1、《彭德怀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3、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解放宝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4、张琼：凤翔姑娘缝制军鞋送给解放军，彭老总在紫荆村蒲家窑洞开战前会，《宝鸡日报》， 2016年4月15日。
作者：张全省为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宝鸡市延安精神研究会、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晓勇为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宝鸡市延安精神研究会、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原载《陕西党史》202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