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省：习仲勋在马栏的日子

马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写下过极为光荣的一页。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西地区的共产党人高举土地革命的大旗，在马栏这块红色土地上，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政权，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36年1月,习仲勋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1936年9月党中央任命习仲勋为中共关中特委书记（1937年10月改为关中分委）。从1936年9月至1942年7月，习仲勋担任中共关中特委和分委书记、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等职务，全面主持关中分区工作达六年之久。他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分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斗争实际出发，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关中地域特色的新举措，使关中分区成为陕甘宁边区坚强的抗战桥头堡，为守卫边区的南大门，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重要贡献。

重视教育。马栏山大沟深、自然条件恶劣，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以习仲勋为书记的中共关中分委非常重视教育事业。把教育和生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创造了各类教育模式。一是开展国民教育。由于关中分委重视，相对和平的环境，为马栏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契机。到1939年全区完小由最初4 所增至9所，学生400多名。初小由170所增至243 所，学生7000余名。结合马栏地区人民白天劳作、忙于生产，无法学习文化知识的实际情况，开办夜校、半日班、冬学、识字班等，让群众学习文化。举办冬学班200余期。二是重视干部教育培训。1938年10月，习仲勋在关中分区按照中央要求，建立了干部学习教育制度，将在职干部工作与学习相结合并制度化，举办区乡干部培训班，提高干部业务、政治、文化、理论水平。三是创办干部培训学校。1938年4月，林迪生任校长的鲁迅师范学校在马栏（马家堡村）办学，共毕业学生1093人。1938年7月7日李维汉任校长的陕北公学旬邑分校在看花宫村开学。1939年1月陕北公学总校从延安迁来与分校合并，成仿吾任校长。课程设置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在旬邑办学期间，陕北公学培养了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3000多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此外还有习仲勋兼任校长，刘端棻任副校长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我党创办的一所残废军人学习疗养学校陕甘宁边区荣誉军人学校等，为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干部。经过多种形式培训和学习，到 1941 年关中分区区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具有初中或相当于初中的文化程度，乡一级支部书记大多数都能看文件、读报纸，新提拔的年轻知识分子干部在工作第一线十分活跃。马栏因此被誉为“红色摇篮”。

发展文化。马栏物质极为贫乏，又受到国民党文化“围剿”，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和抗日救亡，丰富干部群众文化生活，习仲勋领导下的中共关中分委在马栏创办了多种地方报纸，其中毛泽东题写报名，高仰云、胡炎等任主编的中共关中地区分委机关报—《关中报》最为出名。1940年4月12日，《关中报》在关中分委驻地新正县雷庄塬畔的一户农家窑洞里诞生。报纸按照习仲勋提出的“只能遵循党的统一方针”的要求，遵循“为人民，写人民，大家写，大家看”的原则，紧密结合关中分区各个阶段中心工作，始终坚持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不仅及时、大量报道前方战况、国内新闻、国际时事，发表军事评论，还对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和民主建设等进行充分翔实报道，发挥了传播党的声音，反映群众呼声，鼓舞边区军民斗志的重要作用，被誉为“黄土地孕育的红奇葩”。此外还创立了关中剧团，陕西省文艺工作团，陕西省眉户剧团，陕西省秦腔实验剧团等文化演出团体，编演了《新开荒》《反对磨擦》《大生产运动》《保卫边区》以及秦腔《民族魂》、《石达开》、《三滴血》等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的文艺作品，不仅培养大批革命需要的人才，也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政治民主。习仲勋对马栏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非常重视，采取多种形式让人民参政议政。首先推行“三三制”政策，吸纳非党进步人士和开明绅士进入关中分区各级政权机关——参议会及各级政府，调动各阶级、各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民主抗日积极性，使各级政权得到巩固和完善。1942年5月赤水县二届二次参政会期间，议员王忠泉写下诗歌，“发扬民主真精神，三三政体划古今，选贤任新政修明，始信亚东会有人”，赞“三三制”。其次实行富有特色的民主选举。当地民众文化程度很低，但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及精神积极主动，关中分区提出“民主政治，选举第一”口号，坚持“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针对群众文化低且参差不齐，居住分散等实际，选举中创造出识字者填写选票法，识字不多者运用画圈、划杠、点洞法，不识字者采用投豆法、烙票法、举手法，交通不便的由工作人员挨门串户送票等多种办法，选举自己中意的人民代表。让分区群众享受参政议政、当家作主权利。再次树立廉洁政风、惩治贪官污吏。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带头执行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最低需要发放，形成了以艰苦为荣良好风尚。政府还制定法令，规定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以此来警戒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案件发生。同时高度重视解决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行政措施贯彻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提出较为明确的处理政策和措施，尽力做到让广大群众满意。开展了以整风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建设，提高党员干部认识，统一了思想，为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奠定了基础。关中分区成为政治开明、风清气正、名副其实的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

改造社会。一是安置难民。抗战开始后，许多国统区难民打听到红区政府爱护穷人，纷纷从边区邻近战区山西绥远以及冀晋豫各省进入边区，前后在3万以上。政府对难民热情接待，为他们安排住处，解决生产工具、让他们开荒种粮，为他们提供种子和口粮，并动员当地老住户帮助人工、畜力耕种。1942年上半年，在马栏一带开荒8100多亩。清原区一乡（郭家掌）开荒3200亩，每年增产粮食20余万斤。二是改造二流子。当时流传顺口溜说“二流子，馋又懒，东逛西浪吃洋烟，吃得腿长脖子细，家里没有二亩地，公家听着要反对，邻家骂你没志气，老婆骂你没脸皮”。以陕甘宁根据地为例，在1935年大约有所谓的二流子7万人之多。但当时马栏根据地的共产党人没有对这些人放弃，而是采取批评教育，现身说法，鼓励帮助，加强改造，经过共产党人耐心细致的工作，这些人大都成了自食其力的好劳力，有一些人还成了支前模范。习仲勋领导的关中分委在安置移民，救济灾民，改造二流子方面做的工作，使这里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改善民生。为保证根据地人民享有正常的生产生活水平，习仲勋委书记的关中分区高度重视经济发展。政府发行了边区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积极贯彻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商业第三的经济政策，使全区经济由半自给向完全自给和丰衣足食的方向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针对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挑衅和严密封锁下，马栏根据地面临极为严峻的经济困难。在习仲勋等同志带领下，根据地军民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从乡村到机关、部队、学校，从最高领导到普通老百姓，从年轻力壮的青年到年老体弱的老人，从妇女儿童到游手好闲的二流子，都参加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白手起家，齐心协力、艰苦创业。不仅开荒、种粮、种菜，妇女纺织，还开挖了300多孔窑洞，建起了部队医院、被服厂、修械厂、仓库以及标志性工程工字房大礼堂等。不仅解决了关中分区党政军群机关办公、住宿等问题，而且到1943年底，关中分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广大农村基本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有效地克服了财政经济困难，支持了长期抗战。

情系人民。在马栏革命斗争中，习仲勋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着想，为群众排忧解难，习仲勋同志回忆起那段经历时深情地说，“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离不开群众。部队要吃饭离不开群众，要打仗更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可以说，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是群众哺育了人民军队。”所以“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1942年西北高干局会议给习仲勋同志的鉴定中说:“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鉴定中还列举了很多习仲勋同志同人民群众亲密关系的例子，并得出结论:“由于这一切，使得习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这个鉴定是对习仲勋同志关心群众，从而得到群众爱戴、信任的真实记录。1943年1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称赞习仲勋“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在一幅漂白布上亲笔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是对习仲勋的最好褒奖，也成为他后来工作的行动指南和奋斗指针。

在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学习发扬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紧张的革命战争岁月，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面对困难不屈服，面对挫折不退缩，始终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矢志不移坚持革命斗争的坚强革命意志；学习他们关心老百姓疾苦，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始终与人民在一起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重视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改造社会，推动社会民主进步的责任和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贾巨川执笔：习仲勋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陈答才，袁文伟，方海兴：马栏革命简史，马栏干部学院编。

3.高子果：习仲勋早期革命生涯的四个节点，福建党史月刊，2018年第7期。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