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虎山:为新时代农民工发声

——访陕西作家、《平安》作者李虎山

文/魏锋   2019-07-28 16:00    大美陕西网    人气 ·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文代会、作代会重要讲话精神,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积极推进“陕西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该计划旨在全省范围内遴选出百名思想品德优良、具有创作实力和潜质的老中青优秀文学艺术创作人才,通过政府扶持奖励、组织培训等方式,培育一批德艺双馨的陕西本土作家。日前,首批推出的七部长篇小说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现代出版社出版。其中,青年作家、资深媒体人李虎山创作的一部反映农民工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的33万字长篇小说《平安》颇受关注。

长篇小说《平安》,以文学的力量,以现实生活为背景,采用纪实手法,记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从秦岭山深处到西京城谋生的农民工平安,在城市奋斗过程所经历的坎坷际遇和血泪史,是一部关注新时代农民工命运、生存方式以及奋斗圆梦的故事的精品力作。作品充满时代和生活气息,人物丰满鲜活,文字朴实流畅,不仅体现了作者李虎山作为一名作家的使命,也彰显了他为新时代农民工发出自己声音的责任担当。

“为什么要关注农民工这个社会热点进行小说创作?”日前,关于小说创作背后的故事,笔者专程采访了作者李虎山——

魏锋:李老师您好,《平安》终于从人们的期待中姗姗走来,曾和您聊过《平安》在五年前已经成稿,也有出社商与你谈过出版事宜,为什么到现在才得以正式出版?

李虎山:是的,《平安》早在五年前已经完稿,当时书名不叫《平安》,叫《西安,我来了》。北京有个书商,从博客中看到内容提要和后记后,决定出版,但他有个要求,让我在书中加一些能使主人公经历更凄凉、更悲壮的情节,用情节烘托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艰辛,他还要求,把整部书,做成一个纯粹悲情的东西。也在此时,西安书商一个朋友也找到我,说要出版这本书,他的想法和北京书商的想法一样,要悲情,建议把书名改成《挣扎》……

当时,我也很纳闷,农民工在城市打拼,他们对生活一样有追求,一样有向往,虽然生存有困境和磨难,有喜怒哀乐,但绝大部分农民工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立足,作家的责任应该是关注时代,要用手中的笔为新时代农民工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平安”故事源于生活中真实的故事,若一味地追求出版,贬低时代,对原型人物不公平,对不起自己的内心,基于此,我选择了继续关注“农民工”这一群体生活,封存稿件。

2019年5月4日,“开卷十分钟,我是读书人”小说《平安》作家分享会在陕西省图书馆举办。

魏锋:那后来呢?怎么又想起来出版。

李虎山:大约两年后吧,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陕西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我有幸入选,申报作品时,我报了《平安》,经过专家几次审阅,提出了中肯而具体的修改意见,最终使《平安》从出版社的大门里迈着蹒跚的步履,走了出来。

李虎山长篇小说《平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现代出版社联合推出。

魏锋:您创作的《平安》,是怎样一个人呢?他身上都负载了什么?

李虎山:平安这个人物,专家在审稿时,给的评价是,塑造了一个新的文学形象,在文学作品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一个文学人物。专家评价和建议,我从心眼里佩服。平安这个人,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小说中记录的事,80%是他做下的,80%中的80%,是我参与的。可以说,这是一部纪实小说。在平安身上,不但背负着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梦,也背负着以上我说过的一些社会问题。这个人,他读过一些书,头脑比较活络,遇事想得开,同时也是一个一根筋式的人,顽劲和韧劲很大,属于多性格人,正直、忠厚、善良、上进、心胸宽大、爱憎分明,有乡村人的机智,有生意人的谋略,有农民的勤劳,也有自身之野性。但他身上有股闯劲儿。他胸装山野之清风进入城市,可城市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生意场上的狡诈,腐败风气之漫延,公务人员的不作为,政府管理之缺失,人情世故之冷漠,使他感到迷茫、困惑、沮丧,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他没有沉沦和退缩,他利用自我修炼的不服输的个性,采取自我赎救,战胜困难,他的人生最终有些宿命的意味,但他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虽然没有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是平安地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在他身上,有许多农民工的梦想、追求、经历和苦难,我之所以选择书写这样一个人物和他的故事,是想让人们记住,在过往的岁月中,有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背井离乡,抛家弃舍,怀揣梦想,在追求自己不同人生的同时,也在为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做着探索和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生活没有拒绝他们,时间在锤炼着他们,时代在教育和培养着他们,同时,时势也在逼迫着他们改变,从懵懂走向开化,从单纯走向成熟,从贫穷走向富有。

魏锋:您如何看待现实题材创作,您认为,现实题材在创作过程,有哪些难度?

李虎山:长篇小说,习惯按惯例划分,常说的是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现在,一直在强调现实题材创作,现实题材,也就是现实主义。其实,今天的现实主义写作,也就是明天的历史题材。现实主义起源于法国,最早指的绘画,后来引伸到文学创作,现实主义,在艺术上,是指对自然或当代生活做出准确的描绘和体现,拼弃理想化的想象,主张细密观察事物的外表,据实摹写,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我在创作《平安》的过程中,注重挖掘细节,一切从实出发,可以讲,整部作品,虚构的东西很少,也没有理想化的想象,我就想写一个在生活中,真真实实存在的,让人们在身边都能发现的一个人。当然,目前环境下,将现实写好,难度非常大,多元的现实生活,精彩到比作家的想象还要丰富。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塑造的文学形象,如何从现实生活跳出来,是一个作家挑战生活、挑战自己的课题,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难以超越,难以使笔下的人物,从芸芸众生中站起来。还有,现在我们要宏扬主旋律、正能量,真正塑造文学群像和写好人物更难。在这一点上,印度的作家和作品,做的非常好,无论是影视,还是小说,印度人写正能量的东西很真实,他们的许多影视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却写出了让人感动流泪、毛发燥起的故事,写出了世界的视角,同时让人感悟到一个国家文化的传承和宏扬,虽然这个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但文化的传承和宏扬,让人从心眼里敬佩。作家立点高,视野开阔,撷取的题材具有世界共性。

李虎山迄今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南方文学》《朔方》《草原》《散文百家》发表文章四百万字。

魏锋:老李师,无论在您从事的新闻本职工作,还是您的文学创作中,您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反映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您为什么一直在关注农民工生活?

李虎山:从27年前从商洛来到西安后,我一直在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农民的思想和精神得到了解放,他们从养育他们的土地上,迈着纠结的步子走出来,溶进了城市,一方面追求物质,另一方面他们在进行精神上的自我修炼和改造。正是这一批农民从养育了祖祖辈辈的土地上走出来,改变了整个中国,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结构,现在,我们庆祝改革开放40年,说心里话,最应该感谢的,是农民工这个团体,我认为,40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农民工这个角色的出现。过去,城就是城,乡就是乡,城乡是绝对对立的,工就是工,农就是农,工农是明确分化的,正是有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创举,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模糊了城乡分化,打乱了城乡秩序,活跃了中国经济,推动了社会发展。最初,城市人是讨厌进城农民的,农民也发现城市人瞧不起自己,怎么办?只有自我改造和修炼。现在看来,经过三、四十年的磨合,农民不但成了城市发展和生活的主要支撑力量,亦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快递和外卖,如果没有农民工,你想想,谁来做这些工作。

李虎山与读者交流。

二是我对农民工怀有极深的情感,原因是我熟知和了解他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担任过几年乡镇领导,那时候,刚从部队回来,二十四五岁,从首都北京一下子回到寒山瘦水、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家乡,感到很失落,很悲伤,很失望,因为对城市生活的留恋,自己一个人常常在深夜里暗自垂泪,过了一段时间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山路上听的,听着听着,灵魂醒悟了,就想着,要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一个乡农民的生活现状,可是,农民住在大山里,怎么改变,每次乡上召开群众大会,就鼓动农民走出山门,到大地方去,不要留恋老婆娃娃热炕头,不要留恋那一亩三分地,不断地给农民灌输城市生活的好。自己还跑到西安、渭南、潼关、蒲城、河南的灵宝等地,帮农民找活做。那时候,劳务输出还没有被政府提到议事日程,自己就带着农民向山外跑。后来,自己也从山里跑了出来,感觉自己也成了农民工的一员。基于此,到城市生活后,就特别关注农民工,特别是来自自己担任过乡镇长那些地方的农民工。有许多年,我一边写新闻,一边在关中几个城市帮家乡的农民找活做,一直到后来,我在西安的家,成了山里农民进城的中转站,来了,投靠我,管吃住,然后帮他们找活,找好后,将他们成群结队地批发出去。有时我在想,来自家乡的农民,在城里没有活做,生活得不好,是自己造成的,因为是自己在很早的时候,逼着他们,赶着他们,离开土地,走出山门。如此以来,关注农民工的意识不断增强,养成了一个习惯,开始记日记,记录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现状。就是前几天,商洛十多个农民工,在修建安康机场过程中,干了两年多,做了几百万的工程,被人骗了,一分钱没有拿到,我去帮他们与地方政府协调,劳动部门答应帮他们解决。在做新闻的过程中,我用手中的笔,帮农民工鼓与呼,替农民工说话。也就在这个时候,“平安”身无分文的来了,怎么办,除了管吃管住,还得帮他立事业,相孺以沫20多年,我还在写作,他却经历不同寻常的人生。

三是几十年来,我们的政府工作,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将城市的门打开之后,让农民进来,却没有一个正规部门具体管理这些农民,有些农民,进了建筑工地,有了单位,还好一些,起码有人管理、引导他们溶入城市,有公司的制度约束他们,他们慢慢懂得城市生活的规律,可那些自谋职业的农民,如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平安,成了无头苍蝇,四处乱飞,撞得头破血流。我们平时在城市看到,那些跑拐的、摩的、捡破烂的那些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于城市的管理规则和生活规律不顾,闹红绿灯、逆向而行,乱停乱放,交通法管不着他们,市民不敢管他们,有些人,撞了人,加了油门跑掉了,换个地方,继续挣钱,在城市人眼里,他们很可憎,可他们却意识不到。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现状,就是没有一个部门来管理、引导和教育他们,全靠他们自己感觉行事。我想,如果我们的政府,在当初,打开城市之门前,就做好农民在城市生活条条框框的规定,设立专门的机构,教育、引导、管理进入城市的农民,为他们建立档案,教他们如何尊守规距,那样以来,农民不但少走弯路,城市发展也会少走弯路,农民工这一群体,不会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人们意识里不文明的代名词。我创作的《平安》,除了记录主人公的生活外,也从主人公身上,反映出了以上的社会问题,我的想法是,通过这么一个人物,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

李虎山迄今获各类文学创作奖30多次。

魏锋:接下来还写长篇吗?还写农民工吗?

李虎山:是的。我是一个喜欢写新闻稿件的人,写了几十年本报(刊)讯,现在本报讯用的地方少了,我就想把写作转移到写小说上,目前已经完成了《之间》的创作,同样是写农民工,但他们不再是流连于城市的建筑工地和盲目地在城市职介所用祈求的目光,顾盼顾主,他们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有了积累,想告老还乡,用自己积累的财富改变家乡,在家乡创业,拯救激活乡村。在同部作品中,也反映到大学生就业问题。李氏兄弟,同时考上了西安两所大学,由于没有钱上学,哥哥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去陕北下煤窑,挣钱供弟弟上学,可父母一直感觉对不起哥哥,将大儿子寄回来的钱存起来,自己想办法给二儿子挣学费,结果在卖木炭的过程中,母亲从山上摔下去,掉进水库不幸而亡。而上了大学的二儿子,并没有因母亲的死而醒悟,致女同学怀胎,哥哥得知弟弟的作为后,反目为仇。大学毕业后,弟弟和最好的室友考公务员落选,到处打工,均不被用人单位接纳或处处出错,最后在室友姐姐的帮助下,开办了洗脚坊,又被权贵的情人勾引,差点送了性命。

时间一晃经年,下煤窑的哥哥拥有了财富积累,返乡创业,而弟弟还在城市晃悠,找不到一份如意的工作。最终在政府的支持下,哥哥创办了农民工创业园,吸引了弟弟和他的同学们,各自不但找到事业,也找到了爱情。2018年,还写了一部《重归忘井台》,也是反映拥有了财富的农民工,返回家乡建设美丽乡村的事,大约写了15万字,后来觉得不理想,一键删了,但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像怀胎已经成型的孩子,总在脑子里翻腾,现在也是,晚上醒来,这些人物就来闹腾我,我想,2019年,一定让他们降生。与此同时,正在创作的另一部反映农民工生活的长篇小说《西安爱情面》,也在创作中。除此外,最近还在创作另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喜莲》,这个人物是我老家的邻居,没有文化,长得漂亮,在大集体时,特别积极,热爱集体生活,为人处事得村人口碑,成为农村的积极分子,后来土地划分到户,集体渐渐消失,她也失落了,她自己想建起一个虚幻的集体,结果导致家破人亡,自己也死在儿子的棍棒之下。

魏锋:谢谢李老师,您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农民工,希望读到您更多的新作,祝您创作顺利。

李虎山:谢谢,尽量努力吧。

李虎山,陕西省商洛人,现居西安,“陕西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入选者之一。历任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乡镇领导、报刊记者、编辑、主编等,陕西省作协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商洛市写作学会副会长。迄今创作小说、散文、诗歌等诸多文体作品四百多万字,著有长篇小说《鹿池川》;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2009年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平安》(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出版社),迄今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南方文学》《朔方》《草原》《散文百家》发表文章四百万字,获各类文学创作奖3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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