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译与《白鹿原》，《白鹿原》 有 《白鹿原》 的命

     白嘉轩的腰杆又硬又直，他的原型是陈忠实的曾祖父，他“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张嘉译的腰杆“硬度能达到，直度可能差一点。”他更愿意把“又硬又直”理解为精神上的。25岁那年，张嘉译得了强直性脊柱炎，背渐渐直不了了。作为明星，接受这么多年的采访，张嘉译只在一次电视演讲中提到这个病，“那段时间，每天拍戏的时候，要比别人早起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拿热水从头开始冲，要把整个背冲开，因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背都是僵硬的，疼得不行。”这一次，即使被人质疑白嘉轩的腰杆不直，张嘉译也拒绝提起生病：“一说我都不搭理，别老解释这玩意。”十分地“生冷蹭倔。”

     张嘉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送礼的概念。但当他知道编剧申捷喜欢喝茶，会拿出一堆茶叶，上好的龙井、上好的太平猴魁，哗哗摆开，像个展览会，然后说你去挑，喜欢的拿走。

     张嘉译觉得自己特别不会劝人。可编剧六六曾经讲起，一次她腹中的胎儿夭折，她消沉到有抑郁症倾向，张嘉译不像其他人一样各种安慰，只是送来了大枣、小米等各种土产，又说“人走到世界上，是用来体验的，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在帮助你成长进步”。六六觉得这是非常大的精神支持。张嘉译却说：“我的话没这么完整！我哪会这么说，她是编剧！”

     《白鹿原》 电视剧出品人赵安曾提到编剧鹤坪用“粗瓷老碗雕细花”来形容老西安。用到西安人张嘉译身上，竟也十分合适。

     张嘉译与《白鹿原》，《白鹿原》 有 《白鹿原》 的命

     2015年5月20日，电视剧 《白鹿原》 开拍第一个镜头——白嘉轩和鹿三驾马车从城里回到白鹿村。所有人站在一旁，安静地翘首等待，出品人、西安光中影视董事长赵安觉得：真有点宗教仪式的感觉。他清楚记得开拍那一刻是中午11点17分，正好是他生日数字。头一天，制片人李小飚专门去蓝田的六朝古刹水陆庵烧了香，请人算好吉时是9点半到11点半。11点17分，还在吉时范围内。

     这一天起头就是阴天。但马上要开拍时，太阳突然破云而出，一片灿烂，一只公鸡高声打鸣三下。编剧申捷激动地大喊“吉祥”。那天的天气确实延续着吉祥，戏拍完，饭吃完，大家回到宾馆睡下，才下起了倾盆大雨。赵安还注意到另一个异象：开机仪式上，每人要手持三炷香拜四方，再把香插入大香炉。此香燃尽却不掉落，香灰弯曲成奇异的形状，团成一大朵花。赵安觉得这太稀罕了，权把这当作上天的祝福。

     赵安投资影视十多年，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些神神叨叨，开始信命。申捷把自己的口头禅传染给了赵安：“《白鹿原》有《白鹿原》的命。”

     早在2001年，赵安就和作者陈忠实签下了《白鹿原》电视剧的改编合同，他形容那天怀揣合同开车狂奔时，“感觉像快活林里劫了皇纲的土匪。”那时，光中影视投拍的第一部电视剧《12.1枪杀大案》正在热播，陈忠实饶有兴致地向赵安问东问西。《12.1枪杀大案》现在的豆瓣评分是9.1。还要等2017年《白鹿原》播出后，光中影视才会再次得到这样的超高分。

     也是因为《12.1枪杀大案》，赵安和张嘉译相识。那时，张嘉译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有时也做副导演。他被好朋友刘惠宁应急拉来做该剧的执行导演，带一队人去陕北拍摄。条件差，灯太少，总得抢在天色将黑未黑时拍夜戏，“后来那些跟我们拍戏的警察全都知道了，要‘抢天光’。”拍完二十多天回来，张嘉译再也不肯干执行导演了，“太累了”。

     赵安正是野心勃勃时，想“啥戏大做啥”。与《白鹿原》同时推进的还有关于“百日维新”的电视剧，赵安很快得知这个不能做。而《白鹿原》，三年过去，版权到期，立项还是没有拿到。赵安想续签版权，但陈忠实觉得，我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谁能批下来我就签给谁，这样也公平。

     “大概跑了五六年之后，我就绝望了，但很多人不知道，继续试。”别人要做《白鹿原》的消息不时传来，赵安心态复杂，希望《白鹿原》拍出来，又怕被别人拍出来，“好像这是我们的，谁做都是从我们手里抢肉吃。”又过几年，著名导演吴天明跟赵安说想做《白鹿原》，电影、电视剧都做。“我想他来跑一定没问题。他跑了大概半年，还是做不成。”赵安说。

     2010年，赵安终于拿到了立项。却被无数同行说，“民国戏已经烂大街啦，你们已经错过了前几年最好的时候，何况这还是农村戏，收视堪忧。”

     “真没想到，能改得这么好”

     白鹿原南北宽约10公里，东西长约25公里。原的北坡下灞河倒流，从东往西。距此50公里，是一百多万年前蓝田猿人拿着粗糙石器的生存地。原的西坡下，有一条从终南山流下的河，叫浐河，距西安约10公里。浐河边上，6000年前生活着新石器时代的半坡人，拿着木器和石器，会制陶和纺织。“距离不过一百华里左右，人类整整走了115万年，就在这白鹿原的东头和西坡下完成了115万年的进化史。”陈忠实曾坐在原上，眺望感慨。

     西安人张嘉译第一次看到《白鹿原》小说时二十出头。他已经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毕业时，他曾和大部分同学一样试着留在北京。父亲从西安来北京，带着张嘉译找工作。父亲低三下四，单位领导高傲无礼，张嘉译看着，心里很不舒服。只跑了一家，他就倔强起来，对父亲说：不要给我跑工作了，我回西安。他服从分配，成为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那几年大学生分配工作后都要下基层锻炼。“可我们本身就是基层了。没办法，先不干本职，去团委坐一年班。”张嘉译白天泡茶、看报、读书，晚上租录像带看片，拿着遥控器翻来覆去看，看遍家附近三家录像带出租店，越看越想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那是学校老师传授的最高理想。

     《白鹿原》小说上世纪90年代在西安热销，张嘉译从父母的书架上拿下一本来看。他直接用陕西话念文字，觉得特别亲近，没有距离。第二次看，已是近十年后，听说《白鹿原》要拍成电影，张嘉译从家里书架上的两本《白鹿原》中挑出一本再看一遍，年岁的增长让他觉得更懂里面的故事了。

     2014年，赵安给张嘉译送来《白鹿原》电视剧的剧本，张嘉译放了一个星期没看，因为“特别害怕剧本写不好，打破了你对小说的想象。”直到赵安催促回话要不要演，他才捧起来看，一看就放不下。七十多万字，厚厚的四大本，比小说的五十万字还长，张嘉译随身带着，有空就看。看完立马给赵安打电话：“我接了。我真没想到，能改得这么好。”

     编剧申捷本来没想接下《白鹿原》，他起初只是帮赵安介绍其他编剧，介绍了一圈，遇到各种推辞。“最后（赵安）跟我耍赖，说要不你接吧，你必须接。”原著太高了，对于编剧来说，怎么改编都容易挨骂。编剧界老前辈劝申捷：“那片原太深了，你挖不进去。”

此时的申捷，正想换个活法。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学时，他写的话剧《俺爹我爸》就在人艺小剧场上演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他去做节目，说曹禺先生23岁写出《雷雨》，你比他还小一岁，才22岁。说得申捷心里美极了。《俺爹我爸》上演30场，申捷看了30场。观众看戏，他看观众，听观众鼓掌。

     申捷现在已是成名多年的编剧，可回头看看，却觉得自己一直在投机名利。流行警察戏就赶紧写《重案六组》，警察戏被否后，因《大长今》出现，女人戏火爆，就赶紧做女人戏。做了十年，发现这种类有点往下掉，而都市喜剧正在上升期，赶紧找个话题，写《虎妈猫爸》。每个阶段他都成功了。收视率常常第一，豆瓣评分常常七八分。开新闻发布会，他坐中间，演员坐两边，他滔滔不绝，比谁都能说。毕竟，他中学时代就拿过北京市演讲第一名，本来想当外交官的。

     “我每天10点半到11点就等收视率，然后出去庆祝，就跟炒股一样你知道吗？这么下来以后觉得找不到方向。”申捷开始读王阳明，他觉得人活着总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他想探索那种稳定的幸福感到底来源于什么地方。他需要一个强大的理由，来支撑他切割和以前圈子的一切。这时《白鹿原》出现了。

     大学时申捷读《白鹿原》，更多被里面的野性和情色所震撼，带着些窥私欲。到2011年再读，他觉得自己经历过了里面各种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他毕业后坚持写了7部话剧，每部写小半年，稿费两三千元，“穷死我了。”就像白嘉轩要守着他的原。他也会像鹿子霖一样投机，而且掩饰得漂亮，“让别人不易察觉地去赚取我的名利。”他觉得自己有时候像鹿兆鹏一样摔倒了再爬起来，或者像白孝文，憋闷屈辱，到最后爆发。

     同意接《白鹿原》的前一个晚上，申捷辗转反侧，他不知道自己会做多久，不知道会失去什么、面对什么。他提出的要求是跟陈忠实对话交流。他开始不再用手机，也没有微信，连同学都找不到他。3年后，《白鹿原》剧本完成。陈忠实看完后主动约申捷坐坐，向他敬酒。评论家李星说：终于发现一个可以和陈忠实灵魂对话的编剧。说得申捷差点眼泪下来了。

     申捷至今没有恢复使用手机。“所以说这部戏收获最大的是我，因为我的生命状态改变了。”

     这三人啊，拍完这戏肯定散伙了

     《白鹿原》剧组是典型的陕西剧组。谈起剧组里的人，张嘉译动不动就说：“这都二三十年交情了。”前些年刚跟这帮陕西人打交道时，北京人申捷还不大适应。通个电话，对方声音硬邦邦的：“说！”“咋？”连多点儿语气词都不带。申捷怀疑自己哪儿得罪对方了，试探好几回，才确认对方并没有生气。对方只是觉得，咱们已经很好了嘛，还需要任何客套吗？

     《白鹿原》拍摄现场，另一位北京人何冰委婉提醒张嘉译，你在片场跟导演说话客气点嘛。张嘉译说：“客气什么？我俩打小就这么说话，从小吵到大。没事儿的，我们有默契，拍戏的时候对事不对人。”张嘉译鼓励其他演员尤其是年轻演员也吵，“要有想表达的欲望。要专注到戏里，激烈地表达。”

     导演刘进、制片人李小飚、艺术总监张嘉译大吵，几乎成了剧组一景。三人用西安话吵。一开始还只是就作品争论。后来，人身攻击之类全来了，完全不像冷静时说的“对事不对人”。吵完回住处，谁也不理谁。何冰、雷佳音等自己聊天，说这三人，拍完这戏肯定散伙了吧。没多久，他们又聚一块了。

     张嘉译认为，这种不用拐弯迎合、顾及面子的表达方法最直接有效。哪怕跟人初次见面，他也可能这么干，比如第一次见妻子王海燕。那是《国家使命》剧组，两人扮演一对夫妻。剧本里，王海燕要说很长一段台词，为此头天准备了一晚上。第二天在现场，张嘉译请来导演，说这台词不准确，删了吧。王海燕使劲忍住火，觉得这人怎么这样，要删就删你自己的啊。

     《白鹿原》剧组本来投资1.6亿，后来超了7000万，达2.3亿。这听起来怎么也算大制作了。但制片人李小飚一开始就觉得，我这可不是大戏，人家单集投资500万，我这二百多万，只是人家的一半。

     李小飚一上手就开始琢磨着省钱。“我干了二十多年，在算计方面，比一般的制片主任强点，这次只能自己干。不是他们没有能力，是他们的算法用不成，贵。”

     制景、道具不能抠，那就从人身上抠，李小飚自评：“一点没有大组风范。”此剧有九十多位主要角色，在北京筹备选演员，但李小飚连房租都省了，到处蹭地方选演员。李小飚的老板、新丽传媒董事长曹华益都跟他说：太丢人了，去租个房子吧。李小飚说：不要，太贵了，没意义。曹华益还接到过电话告状，说李小飚无知无畏，啥都敢说，完全像个外行。“因为比如说人家演员市价5块，你去谈总要从5块往下谈吧，我张嘴就是1块。”李小飚说。

     张嘉译、刘进、李小飚都四处去低价谈演员。李小飚的说法是：“各拿各脸蹭好多次。”张嘉译的说法是：“可能我比较懂演员心理，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你是商业行为，当然谈商业价值。你要体现作品价值，就另外的东西衡量。”张嘉译典型的说服词是：陈忠实以《白鹿原》垫棺作枕，演员不也需要一部《白鹿原》压箱底吗？他们甚至谈成了打一折的演员。

     因为没有钱，李小飚不敢叫底下的制片，“叫了给不给钱？我不想坑人家。”他老自己开车或蹭车，一次在北京，等红灯时睡着了，后面人摁喇叭都没听到，有人敲窗户他才醒来。“我本来是个以偷懒著称的人啊，特别擅长用最省劲的方法把任务完成。现在话说叫效率。”到了《白鹿原》面前，都失效了。

     “其实我谈不上对 《白鹿原》 很有感情。但陕西的《白鹿原》，要拍时人家不找我，那证明我专业不够。找了我，我干坏了，证明我专业更烂。”李小飚说，“这个戏肯定不如我上别的戏轰动，也不是那么大的戏。这可能是我最不像制片人的一次，但无所谓，我干活不是让别人看的。我干那么多戏，你这第一回采访，我也接受了，搁别的戏早跑了，我不参与宣传。”

     李小飚省出来的钱，刘进和张嘉译拿去在制作上豪掷。比如杀青了，已经进了剪辑机房，导演说不行，得回去补拍，可能只是因为一条长街里，白灵闪过的表情感觉不对。比如花八九十万搭个景，拍两天各种不行，“骗着我把景推了。折磨。”李小飚说。比如花很大精力找到老房子，作为剧中的白鹿书院。已经开始复景，摘掉房子中现代的部分，做各种复古的修复。可看到修复后的图片，刘进和张嘉译又觉得不对了。“想象的它是在村子边上，那原本是个家庙嘛，最好是半山上，相对独立，又跟村子有联系。”张嘉译说。美术急死了，哪儿正好找这样的房子啊。不行，就得找。最后在山西一个小村子边真找到了。

     为一个围墙，他们跑去南京拍。为一个宫城，他们跑去北京拍。为一个监狱，他们跑去上海拍。一次，刘进和张嘉译看上了甘肃的一片风景，想转场去那拍两三天。李小飚觉得，确实没钱再折腾了，又说不服两位，便自己开车，来回一千多公里，回来给两人看过路费收据，说你们看见没，我自己去的，我也拍照片了，确实景不错，但耽误事啊。“他们最后同意了我的方案，也就是看我可怜。”李小飚总结：“艺术家呢，就是导演、演员这些人，是在规矩里找无限，才有好东西出来，我们制片呢，是在无限中找规矩，要知道边在哪儿。”

     即使如此，李小飚在拍戏时从来没跟刘进和张嘉译提过已经超支。“我怕我说了，他们有顾虑。我惟一的私心就是，别让《白鹿原》在我手上臭了。”

     白鹿原子民

     《白鹿原》的录音师延军也和张嘉译合作二十多年了。前年聚会时，延军对张嘉译说：“小童，你让我觉得特别认你这朋友的一点是，你这二十多年就没变过。”张嘉译很高兴，觉得这个评价太好了。而李小飚评价，张嘉译身上有点江湖义气。他尤其印象深刻，张嘉译记得李小飚带的场工的名字，有时多年不见，还问那谁谁咋样了。

     张嘉译2000年离开西安，去北京闯荡，那年他已经30岁了。“为什么那么晚才走？因为在西安过得太舒服了。”张嘉译回忆着，原先的西安，几乎每条街道都有夜市，每天晚上，朋友们光着膀子吃烤肉、点小吃。多年后，他已经成名，回西安了还这样。朋友们说：哎，你穿上点衣服，好歹算个公众人物。

     张嘉译把在西安的日子描述得舒心。但小他11岁的表弟姬他记得，当年张嘉译大学毕业后回西安，会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唱崔健的歌。录音机声音放特别大，张嘉译对着镜子大声吼，把小姬他吓一跳。

     到北京十几年后，张嘉译和延军等一帮朋友还是能够一个电话就约好两小时后聚餐，有时在家里，有时在饭馆。对北京这个超大城市来说，这是不大忙碌的平常人都很难达到的速度。张嘉译解释：“因为西安不大，我们原先就这个习惯。”妻子王海燕现在都不大习惯张嘉译的请客方式。下午4点，张嘉译可能会打电话说晚上家里来人吃饭。王海燕说，我没准备怎么办？张嘉译说，不用准备，随便打包几个菜吃就行，就图个聚会的气氛嘛。

     类似情况还发生在王海燕跟张嘉译回西安过年时，她惊讶地发现张嘉译父母家每天能来三十多个客人。王海燕总觉得应该站起来招呼客人，张嘉译说你不用招呼，你坐那儿该干嘛干嘛。那才是他们习惯的方式。过年时，张嘉译家备着流水席。馒头和一碗碗蒸菜屯在冰箱里，到了饭点，突然多出十个八个人，也能迅速摆出一桌子菜来，经常一开餐就两桌。

张嘉译喜欢这种乌泱乌泱的大家庭生活。他有四个哥哥、一个妹妹，小时候一起住在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房子里。兄妹六人都好人缘，每个人的同学都爱来他们家玩，经常小小的房子里同时挤着好几拨同学。张嘉译记得小时候出去买馒头都是20个起步，买水果也是一大堆。晚上，一家人围着炉子聊天，灯泡照出热烘烘的黄光，让张嘉译觉得很温暖。

     这样的生活被张嘉译复制进了《白鹿原》剧组里。晚上，他不时叫来几千串烤肉，都是串好没烤的。在现场架火，让大家边烤边喝酒。有时从西安请来饭庄大师傅，给剧组改善伙食。他们住的酒店顶层，出电梯是个大厅。张嘉译让人摆上两溜桌子，时时有人坐这讨论。编剧申捷对桌上的火锅印象深刻，人来人往中，谁想吃肉就涮点肉，想吃菜就涮点菜，吃累聊累了就进屋睡觉。“像过客一样，那个感觉特别棒。”一次，申捷又进了剧组，很快有人端来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泡馍，原来是张嘉译托人去原下买的，说要让申捷感受一下，蹲在拍摄现场门口吃羊肉泡馍的感觉。

     跟如此饕餮形成对比的是，开拍前，演员集体去蓝田农村体验生活，男的劈柴、割麦，女的纺线、擀面，累得半死，却要集体减肥，只能吃不加盐的开水白菜。只有导演刘进可以端着碗口比脸大的海碗吃面，边吃边跟旁边的张嘉译说：“这可是明星擀出来的面。”张嘉译只能捧着一大桶减肥水喝。二十来天体验生活完毕，张嘉译催着大家称重，全组共减了300斤。

     年轻一辈的演员几乎都没有经历过演戏前的“体验生活”，包括入行近二十年的编剧申捷。他还没见过演员们如此热情，每天晚上在院子里蹲坐一圈聊剧本。申捷在这里极受欢迎，演员们排着队跟他聊戏，时间得预约。“你们这剧组疯了吗？”申捷的语气估计偏向于惊喜。

     正式开拍后，群众演员也让这个剧组惊喜。剧组常常一天用几百上千的群众演员。又不是在横店这样的地方拍，等活儿的群众演员几乎没有，常常整村请来本地农民。有时赶上农忙，人家还得先收麦子。刘进时不时会跟群众演员发飙，讲解这个戏应该是什么状态。旁边的工作人员心里打鼓：人家群演肯定想，我就收完麦子来体验一下，怎么还需要飙演技？

     这些群众演员的重大优点是惊人地认真。一场朱先生出殡的大戏，天气热到40度，热晕了4个群众演员，其他群众演员仍然在真跪和真哭。“不管是七八十岁还是七岁的，没有一个糊弄的。”扮演田福贤的扈耀之说，“我们陕西人就是，只要答应了那就什么都不会多说。”扮演朱先生的刘佩琦觉得，这些真正的白鹿原子民，敬畏着陈忠实先生，敬畏着朱先生的原型关中大儒牛兆濂。